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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几天，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至此，我国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
此次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键拼图。西夏陵位于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西夏陵见证了11—13世纪以宁夏平原为中心，汉族、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元族群的融合，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
事实上，我国还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见证了公元1—7世纪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2015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土司遗址包含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是13—20世纪中国西南多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的代表性产物；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庙宇，也见证了17—19世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60处世界遗产，涵盖了农耕、游牧、海洋文明，生动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从聚焦单体建筑拓展至系统传承，我国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不断深化。西夏陵的入选，既源于数十年来由点及面的保护历程，又得益于“文化—生态”共同体保护模式，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上都体现出这种整体性。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次年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即有6项列入。1992—2000年间，共有20项列入，彰显了中国的持续努力。目前的60项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41项（含6项文化景观）、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文化遗产以北京（7项）、福建（4项）、河南（3项）、湖北（3项）居多。自然遗产以四川（3项）、云南（3项）居多。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土司遗址等4项文化遗产，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中国丹霞、南方喀斯特等3项自然遗产均为跨省域联合申遗的成功案例。针对世界遗产组织提倡关注的城市类型遗产、运河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新类型遗产，中国也加大挖掘和保护力度，取得了重要进展。
申遗的核心目的是让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与传承。回顾近些年遗产保护事业，我国一方面在制度探索与技术创新上双轨并进，形成了具有全球示范价值的遗产保护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世界遗产”走向“身边遗产”，助力文化惠民与社区发展。我国积极在丝绸之路等跨国项目探索联合申报、联合管理机制，有效推进了跨国协同。微生物矿化加固技术，成功修复夯土遗址裂缝，并在国际项目应用。数字化创新取得系列突破性进展，卫星影像守护着柬埔寨吴哥窟。通过规则共商、技术共享，我国正在构建一种全球遗产保护的协同治理模式。
例如，正在积极申遗的景德镇在五大片区构建三级遗产展示体系，让游客和居民看得全、看得懂；重庆大足石刻创新文化传播模式，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游客体验。世界遗产地推行“保护反哺”机制，将部分收入投入社区发展。如福建土楼建立民宿合作社带动村民增收；杭州西湖免费开放政策使市民共享遗产红利；北京推动胡同微更新，既保全历史风貌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这些实践使遗产保护变成民生工程，形成“保护—传承—惠民”的良性循环。
以科技延续遗产生命，以共享激活文化基因，以对话启迪人类未来。当60项世界遗产的光芒辉映文明古国的底蕴，当考古遗址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当历史街区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我国遗产保护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作者：宋海超、彭蛟，分别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世界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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