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爆发之前,刘伯承因为担任总参谋长,基本上没有亲自带过兵。直到抗战爆发,他才受命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师长,这时他从幕后指挥转到了直接带兵的角色。
一个优秀的参谋不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但刘伯承恰恰能够很好地驾驭这两种角色,一方面作为参谋长,另一方面又作为指挥官。他的指挥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一二九师的组成是以红四方面军为基础,再加上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改编而成。刘伯承大部分时间都在红一方面军工作,但担任师长之后,无论是红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还是陕北红军的干部和战士,刘伯承都一视同仁。当部队内部发生争执或不团结时,他总是首先批评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而不是偏袒。 一个能否成为优秀的指挥官,往往取决于他是否能识别和利用部下的优点,并根据这些优点进行合理的安排和使用。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来自工农背景,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猛。刘伯承看到了这一点,他任用了一些在四方面军中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干部,比如陈锡联等人。此外,刘伯承还不忘对这些干部进行文化教育,尽量让他们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每当有机会,他都会鼓励和督促这些干部补充文化知识。在刘伯承的影响下,陈锡联等曾经的老大粗指挥员,开始重视学习文化知识,并且变得更加尊敬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刘伯承自己非常爱读书,涉猎广泛。虽然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并不认同曾国藩,但他对曾国藩的《家书》评价颇高,认为其中有许多见解并非腐儒之见,而是可以借鉴的智慧。书中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要尽早选拔替手,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里的替手指的就是助手。刘伯承读到这一段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作为参谋长出身的他,深知幕僚在指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在一二九师,刘伯承亲自组建了一个精干高效的参谋班子,虽然人数不多,但各个都非常有能力,且工作效率极高。刘伯承非常信任这些助手,给他们充分的空间进行情报搜集、策划决策,确保作战指挥过程中不会出现单打一的情况。 部队能够听从指挥,幕僚又足够得力,这样就能保证指挥作战事半功倍。正如刘伯承在给卡尔逊介绍时所说,抗战期间他曾带领一二九师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战例,展示了高超的指挥能力和优秀的作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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